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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渝生:傳統文化與中國科技發展(圖)
   2012-12-21   環球時報   作者:王渝生      [糾錯]

  傳統文化與中國科技發展

  演講人:王渝生

  時間:2012年1月12日

  地點: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王渝生中國科學院理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原副所長,中國科技館研究員、原館長。

  近幾百年以來,西方出現了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產生了工業經濟的文明形態,才把在封建老路上蹣跚爬行的中國拋在了后面。然而,中國古代科技的西傳對歐洲近代科學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是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的。

  中國近代科學的發展經歷了一條充滿艱辛與屈辱,而又有奮斗與輝煌的曲折歷程。在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中國傳統科技基因,完全可以古為今用,促進當代科技發展和創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華科技文明的興衰

  中華科技文明,從六七千年前的世界四分天下有其一,到兩三千年前占世界半壁江山,到一千多年前在世界上一枝獨秀,在近三五百年前仍是獨領風騷,可以說是一直居于世界前列。

  人類文明的第一個形態是農業文明。我們說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實際上不止,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有七千年。所以說在六七千年前,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當時的農業文明就有了一些科學知識的萌芽和原始技術的產生,因為農業文明需要對土壤、陽光、水分等自然條件有一定的認識,四大文明古國都產生于大江大河流域。如果說,六七千年前世界文明四分天下的話,中國有其一。

  到了兩三千年前,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文明相繼衰亡,出現了中斷現象,而古代中華文明還在持續發展,沒有中斷。這時在歐洲地中海沿岸,崛起了一個新的城邦奴隸制文明,那就是古希臘文明和其后的古羅馬文明。可以說,在兩千多年前,古代中華文明和古希臘羅馬文明,猶如兩顆璀璨的明珠,在世界的東方和西方交相輝映。那時的世界文明兩分天下,中國有其一。

  到了一千多年前,即公元476年,日耳曼雇傭軍攻占了羅馬城,西羅馬帝國滅亡,這標志著歐洲封建時代的開始。從那時到14—16世紀文藝復興之前,大約一千年左右,歐洲是政教合一的封建時代,宗教裁判所可以僅僅因為布魯諾信奉哥白尼的日心說這樣一個科學學說,而把他視為異端判處死刑,燒死在羅馬繁花廣場上。

 

 

李約瑟(英)


  因此,歐洲中世紀的科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都受到了極大的阻礙,史稱“黑暗的中世紀”。

  而這一千年,中華封建文明在大踏步前進,獨具特色的農學、中醫藥學、天文學和籌算數學這四大傳統科學體系取得許多領先世界的光輝成就,以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這四大發明為標志的傳統技術更為世人所稱道。

  正如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J.Needham,1900-1995年)在其7卷本34分冊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所說:“(中國人)在許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學技術的發展,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

  英國另外一位著名科學史家貝爾納(J.Bernal,1901-1971)在為其《歷史上的科學》中譯本所寫的序中說:“中國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人類文明和科學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經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從希臘的抽象數理科學轉變為近代機械的、物理的科學的過程中,中國在技術上的貢獻——指南針、火藥、紙和印刷術——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許是有決定意義的作用。我確信,中國過去對技術的這樣偉大貢獻,將為其將來的貢獻所超過。”

  因此,中華科技文明,從六七千年前的世界四分天下有其一,到兩三千年前占世界半壁江山,到一千多年前在世界上一枝獨秀,在近三五百年前仍是獨領風騷,可以說是一直居于世界前列。

  傳統文化對科技的影響

  《論語》稱:“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就是說,孔子在討論問題時不主觀,不武斷,不固執,不惟我獨尊。

  科學是理論化、系統化的知識體系,是人類對自然、社會和自身的本質和規律性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思想是巨大的、第一精神力量,科學還是一種文化,科學文化理所當然屬于先進文化。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阻礙了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那么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輝煌成就從何得來?上述李約瑟、貝爾納等人對中國科技的評價豈不成了虛妄之辭嗎?

  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有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儒學的開門祖師孔子,是開創“私學”的大教育家,他以“有教無類”和培養“博學通才之士”為方針和目標,對學生進行禮、樂、書、數、御、射“六藝”教育。其中數即數學,樂和聲學有關,御和力學有關,射和機械有關。

 

 

顧炎武


  儒家的“六藝”教育具體付諸于教材,即古代經典中,如《易》,“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詩經》包含有大量蟲魚、鳥獸、草木,以及天文、地理、農業生產等知識;《禮記》中有農業與季節相關的知識,《考工記》則是有關手工業技術的專門著作。

  中國古代科技教育,分為官辦和民辦兩大部分。自秦漢以來的兩千多年,官方興辦的科技教育,以天學、數學、醫學和建筑、工藝為主,而地方官學主要實施醫學和技術教育。如欽天監進行天文歷算教學和實踐,宋代著名的針灸銅人就是為醫學生教學和考試用的。

  孫中山先生在1924年為廣東大學(中山大學的前身)親筆書寫了十字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現在中山大學的校歌中還有“博學審問,慎思不罔,明辨篤行,為國棟梁”的歌詞。這十個字源自孔子之孫孔伋(子思)的《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行,這完全符合認識過程和研究科學的方法,即獲取信息,提出問題,邏輯推理,檢驗結果,躬身實踐。

  作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的《大學》,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本來是古代知識分子中家喻戶曉的話,可惜后人多引后半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忽略了前半段“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前半段指知識來源于實踐,而又指導實踐,“格物致知”為知之始,“誠意正心”為行之始,是為本。后半段是知行觀的外推于家國和社會,是為末。

  在《大學》“經”之“傳”中,引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引《康誥》曰:“做新民。”引《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真是充滿了創新精神!

  楊振寧于1995年在上海交通大學向學生談治學經驗中,強調了《孟子》對他的巨大影響。他認為,《孟子》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的一本書。請看:“民為貴,社稷(國家)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為大丈夫。”把民本思想和民主精神應用到科學研究上,那就要求真、求故。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強調的是實事求是,實踐出真知。

  《論語》稱:“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就是說,孔子在討論問題時不主觀,不武斷,不固執,不惟我獨尊。“當仁不讓于師”,即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種科學精神是十分可貴的。

 

 

《漢書·地理志》


  儒學與傳統科技的實用性

  醫學為儒家所看重,范仲淹說:“不為良相,當為良醫。”歷代知識分子很多兼通醫術,甚至有“十儒九醫”之說。

  在儒家崇尚務實和“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古代科技具有強烈的實用性。這種實用性以滿足國家政治需要和滿足人們日常生產生活需要二者兼顧為其特征。

  中國古代以農為本,民以食為天,要使“黎民百姓不饑不寒”,國家興旺,實施儒家的“王道”政治,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心目中,農業這一行的社會地位僅次于官宦,“士農工商”,“農”排在第二位。

  因此,大官研習農學者大有人在,直至明末重臣徐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不僅有《治蝗疏》、《蕃薯疏》等專業的奏文進上,甚至在上海、天津等地建立試驗園地,躬耕農桑,有《農政全書》這樣帶有總結性的農學著作問世。至于“不仕則農”,親自鉆研農業生產技術,認真記錄和總結農民生產經驗的知識分子歷代都有。這是中國農學取得高度成就的一個基本條件。

  醫術以治病救人為宗旨,與儒學的仁義道德一致,稱為“仁術”;儒家還以為醫家治病的道理與治國的道理相一致。韓愈《雜說》、顧炎武《日知錄》都以醫學之事比附天下政事。醫學為儒家所看重,范仲淹說:“不為良相,當為良醫。”歷代知識分子很多兼通醫術,甚至有“十儒九醫”之說。僅以宋代儒林為例,政治家王安石、文學家蘇東坡、科學家沈括、理學大師朱熹等,皆通曉醫學。他們使中醫藥學望、聞、問、切“四診”、臟腑學說、經絡學說、針灸推拿、湯丸膏散,等等,成為中國優秀民族文化遺產中的一座寶庫。

  至于天文算學,因“歷法乃國家要務,關系匪輕”(康熙皇帝語),被視為歷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的標志;而且“觀象授時”,可以指導農業生產,所以受到統治者的重視。自漢以來,歷代王朝政府機構中都設有大規模的皇家天文機構進行天文觀測和歷法制定,即使在大戰亂的時代也沒有中斷過。所以,中國古代天象記錄之豐富為世界之冠,歷法也備臻精確。

  數學“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漢書·律歷志》)。傳統數學經典著作《九章算術》以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分類,列舉246個數學應用問題求解,很有實用價值。

  南宋天文歷法算學家祖沖之“不虛推古人”,“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厘,心窮籌策”,在同皇帝寵臣戴法興的廷辯中,有兩句名言:“愿聞顯據,以竅理實”;“浮詞虛貶,竊非所懼”,體現了大無畏的科學精神。他利用極限方法計算圓內接正多邊形的面積以逼近圓面積,得出了準確到小數點后7位的圓周率值π=3.1415926……在世界上領先了一千年!

  除了農、醫、天、算這四大學科外,在地學方面,《漢書·地理志》開創了按行政區劃記述各地山川地形的地方志的先聲,以后歷朝歷代,都重視編修地方志,內容擴大到各地的物產、戶口、貢賦、沿革、古跡等,將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有機結合,其內容之廣博,數量之龐大,歷史之悠久,也居世界之首位;而其動因,當然是為了社會管理、發展生產和文化交流的需要。

  中國傳統科技西傳的世界影響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同中國古代輝煌的科技成就相比,中世紀的歐洲真是乏善可陳。只是到了14—16世紀,歐洲出現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三大近代化運動,出現了思想啟蒙運動、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工業生產方式,才把在封建老路上蹣跚爬行的中華大帝國遠遠拋在了后面。但是,西方的近代科學和工業革命的發展,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在其中是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的。

  英國著名科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年)在其名著《新工具》(1620年)中寫道:“發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是會充分看得到的,這從古人所不知且來源不明的儼然是較近的三項發明中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這就是印刷術、火藥和磁針。因為這三項發明已經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狀態。第一項發明表現在學術方面,第二項在戰爭方面,第三項在航海方面,從這里又引起無數的變化,以致任何帝國、任何教派、任何名人對人類事務方面似乎都不及這些機械發明更有力量和影響。”

  請注意,這是在17世紀初,弗朗西斯·培根并不知道印刷術、火藥和磁針這些發明——當然還有造紙術,因為印刷離不開紙——來自中國的情況下所說的話,應該是非常客觀的,它們“已經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狀態”!

  19世紀中,馬克思(KarlMarx,1818-1883年)在《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1863年)中進一步指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在這里,馬克思是從科學復興、社會革命和文化傳播的角度高度評價了中國的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的發明。

  中國古代的技術發明和西傳豈止僅僅是“三大發明”或“四大發明”!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列舉了26項:“(a)龍骨車,(b)石碾并用水力驅動,(c)水力冶煉鼓風機,(d)旋轉風扇和揚谷機,(e)活塞風箱,(f)提花機,(g)繅絲機,(h)獨輪手推車,(i)帆車,(j)磨車,(k)胸帶和頸圈挽具,(l)弩,(m)風箏,(n)竹蜻蜓和走馬燈,(o)鉆井術,(p)鑄鐵,(q)”卡丹“掛環,(r)拱橋,(s)鐵索吊橋,(t)運河閘門,(u)船舶和航運,(v)船尾舵,(w)火藥和相關技術,(x)運河閘門,(y)紙和印刷書(雕版和活字),(z)瓷器。”

  他寫道:“26個字母用完了,我該停下來了。但是還有很多例子,甚至重要的例子,如有必要,也列得出來。”

  后來,他的助手和學生坦普爾列出了100項,出版了一本書《中國——發現和發明的國度》。

  在列舉公元3-18世紀西方傳入中國的技術發明時,李約瑟只找到了4項:“(a)螺絲釘,(b)水泵,(c)曲軸,(d)發條裝置。”

  因此,我們在列舉人類的技術發明時,切切不可只盯住西方而忘掉了自己的祖先呵!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科技元素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哲學辭典》中列舉了孔子的7句格言,慨嘆道:“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大不幸。”

  李約瑟說:“直到17世紀中葉,中國和歐洲科學理論大約處于同等水平。僅僅在那段時間后,歐洲思想才開始迅速向前發展。”

  說到思想,同科學思想一道,中國傳統文化和人文思想也對西方產生了巨大影響。美國1980年出版的《人民年鑒手冊》曾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被推舉為十大思想家之首。

  1582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他為中國傳統文化所折服,換上儒服,自稱儒生,1594年出版了《四書》的拉丁文本,被稱為“基督教的孔夫子”。

  德國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布尼茨在獲悉易圖八卦后,驚訝地發現同他1678年發明的二進制理無二致,因此熱烈地贊美儒學和中國傳統文化。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哲學辭典》中列舉了孔子的7句格言,慨嘆道:“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大不幸。”

  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在他起草的1793年《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寫道:“自由是屬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損害他人權利之事的權利:其原則為自然,其規則為正義,其保障為法律,其道德界限則在孔子的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進化論的創立者、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在其名著《物種起源》(1859年)中大量引用了他稱之為“中國百科全書”中關于遺傳變異的記載,據查是出自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到明末李時珍《本草綱目》、宋應星《天工開物》中的內容。

  北京2008奧運會開幕式文藝演出凸顯了中國元素、中華文明元素,特別是中華科技文明的元素。一幅巨大的紙質畫卷展現了五千年的中華文明。造紙術的發明被融匯于中華文化的“文房四寶”——紙、筆、墨、硯的藝術表現之中,充分體現了李政道的名言:“科學與藝術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發揚傳統科技的優秀基因

  “真理必須一次又一次地為具有強有力的性格的人物重新加以刻勒,而且總是使之適應于雕像家為之工作的那個時代的需要;如果這種真理不總是不斷地重新創造出來,它就會完全被我們遺忘掉。”

  作為美國皇家學會院士、在生物學領域有重大建樹的李約瑟,在1937年37歲時通過赴英留學的魯桂珍等中國人那里了解了一些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立即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一種信仰上的“皈依”,從而中止了他對科學前沿的研究,從學習漢字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直至1995年去世,窮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摒棄歐洲中心論,“還中國以公道”。英國歷史學家湯比因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這樣評價過李約瑟研究工作的意義:“這是比外交承認更高一籌的對中國的承認。”

  中國沒有爆發近代科學革命,沒有產生建立在觀察和實驗的基礎上并同數學的邏輯推理相結合的近代科學。中國近代科學的發展經歷了一條充滿艱辛和屈辱,而又有奮斗與輝煌的曲折歷程。李約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中國在古代取得了輝煌的科技成就,為什么沒有產生近代科學革命?這被稱之為“李約瑟難題(NeedhamProblem)”的問題引起了世界科技界、史學界乃至經濟界、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等各方面人士的關注,中國學界常常把“李約瑟難題”理解為對于“中國近代科學為什么落后”這一歷史現象的探索,這無疑是有現實意義的。

  不過,“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我認為,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自有它的道理;而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成千上萬,難以評說,況且在人們思考這類問題時,往往會與出于現實考慮的種種因素糾纏在一起,難失偏頗。因此,我主張,向前看!既然中國傳統文化孕育了中國古代科技文明,今天,在以開放的心態學習西方近代科技、學習世界一切優秀文化的同時,對中國古代科技和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基因,借鑒、移植到當代21世紀科技前沿探索中,古為今用,繼往開來,與時俱進,開拓創新。

  例如,近代科學建立起了龐大的分析型學科體系,在很多方面精確地研究了自然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近代科學有長處也有不足:重分析,輕綜合;重結構,輕功能;長于線性研究,短于非線性研究;習慣于封閉系統研究,不善于開放系統研究。當然,這種說法只是相對而言的。事實上,客觀自然界是局部與整體,結構與功能,線性與非線性,封閉與開放的統一。

  而中國傳統的系統思維方式在當代和今后科技整體化中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耗散結構論的創始人普利高津說:“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是著重于研究整體性和自發性,研究協調和協合,現代新科學的發展,近些年物理和數學的研究,如托姆的突變理論、重正化群、分支點理論等,都更符合中國的科學思想。”

  創建協同學的哈肯也指出:“事實上,對自然的整體理解是中國哲學的一個核心部分。在我看來,這一點西方文化中未獲得足夠的考慮。”

  又如,在近現代科技發展中,特別是工業文明后期,人與自然是對立的,人對大自然著重征服、索取,而不注意保護,結果受到嚴厲報復:資源匱乏、能源枯竭、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全球氣候變暖,珍稀物種滅絕,自然災害頻仍等。而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哲學、傳統科技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中國的“天”,不是西方的“神”、“上帝”,而是自然界、客觀規律。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以堯存,不以桀亡。”

  中國古代的區域開發和經濟發展,強調天時、地利、人和的三才學說,所謂“人與天地相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內省自身”,強調生物界的和諧和“各得其養以成”,這對當代生態經濟學、生態倫理學的發展有指導意義,有利于促進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的提高,有利于建設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

  再如,中國傳統科技方法創造了古代光輝的科技成就。吸收和應用傳統科技基因,開發現代科技,往往可以有大的創新。

  中國傳統數學,不發展演繹幾何學,但充分發展程序性算法,寓證于算,不證自明,在電子計算機出現后的今天,二者巧妙結合,若合符節,中國學者吳文俊創造了幾何定理的機器證明法,并崛起了嶄新的機械化數學。

  中國古代鑄造中的失臘法,在現代已形成精密鑄造產業。

  當代電子計算機打孔程序控制技術受到源自中國古代紡織中提花技術的啟發而發明的。

  用現代科技原理和方法去研究龍洗、編鐘、透光鏡、“越王劍”等,已引發出若干有價值的科學前沿問題。

  還有,天體演化、大地構造、地震預報、氣候變遷、海平面升降、環境演替、生物進化等當代重大科學熱點乃至社會熱點,是與自然史和歷史自然科學相關的問題。浩如煙海的中國古文獻中有大量類型多、系列長、連續性好、地域覆蓋廣闊、綜合性強的有關自然現象,特別是異常現象的觀察記錄,這是中國古人幾千年來留給今人、貢獻給世界的一個自然史信息寶庫,它已經在射電天文學、地震震中分布圖和烈度區劃圖、5000年氣候史重建、500年旱澇史重建及其隱含周期的發現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黃河小浪底工程大壩高程設計是以黃河1843年洪水的復原研究為依據,長江三峽工程防洪設計是以1870年洪水時下游荊州大堤不決口為前提的。

  大型工程設計論證早期有物理模型法、數學模型法,現在中國學者又創立了歷史模型法,服務于科技和經濟建設重大工程中長期規劃的自然背景評估。

  目前,全球氣候變暖,自然災害頻仍。而依據我國古代儒家和經史子集文獻中豐富的氣象、氣候、物候、地理等資料,竺可楨于1961年和1972年先后發表《歷史時代世界氣候的波動》和《中國近五百年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證明了20世紀氣候逐步變暖的事實,并預言了21世紀氣候變化的趨勢。至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舟曲泥石流災害,在地方志中也有可供借鑒的資料。

  當然,我們在充分估計中國古代科學思想方法和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的同時,也要防止對其作牽強附會解釋、片面夸大其影響和作用,從而導致一些不科學的認識。

  《易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鼓舞了多少人求新創新,《易經》中包含了一些科學思想和數學結構等成分,能為近代科學研究提供創造性的思想模式,但在歷史上衍生出來與易經有關的方術活動,如算命、相面、占星、堪輿之類,則要科學地、實事求是地認真分析其中的科學和迷信的成分,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去偽存真,古為今用,這才是對繼承發揚傳統文化所應取的正確的揚棄態度。

  愛因斯坦說得好:“真理必須一次又一次地為具有強有力的性格的人物重新加以刻勒,而且總是使之適應于雕像家為之工作的那個時代的需要;如果這種真理不總是不斷地重新創造出來,它就會完全被我們遺忘掉。”

  今天,我們傳承儒學,包括傳承傳統科學文化,必須身體力行,矢志不渝;堅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堅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而切切不可割斷歷史,數典忘祖啊!(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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