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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館長”外傳
   2013-09-05   科學時報   編輯:

 

中國科技館新館一景

王渝生在漠河

王渝生自畫像

  見過王渝生的人都會說他童心未泯,親切地叫他“老頑童”。他喜歡這樣的自己,因為“童心未泯就是人心未泯,人心未泯就是人性未泯”。

  毫無例外,無論王渝生的名字出現在何時何地,人們在介紹他時,都不會忘記附上那個標志性的身份中國科技館原館長,有時還會特意強調一下那個“原”字。

  往來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則依然對他一口一個“王館長”這樣叫著。不難感覺到,他們親切而自然的語氣中,有一種不露痕跡的默契,似乎不這么叫,反而會顯得生分。

  作為館長,王渝生為公眾所熟識。他那幽默風趣、博聞廣記、熱情活潑的“科普老頑童”形象,曾頻繁出現在千家萬戶的電視熒屏里,深入人心。

  與中國科技館相伴6年后,“王館長”以63歲的年齡于2006年初夏卸任。如今年近七旬的他毫不諱言,當館長的那些年,是他“最為輝煌的一段時光”。

  因為輝煌,王渝生的館長生涯書寫下人生中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至今鮮有人知,在“王館長”的身前身后,還有許多傳奇般的故事,在他的人生旅途中依次上演。

  35歲的春天,考研去

  在全中國,王渝生擁有一個獨一無二的身份我國第一位科學史專業的博士。創造這一歷史紀錄背后的故事,則可追溯至35年前那個“科學的春天”。

  1978年3月,重慶市長壽區。正肩扛鋤頭在農村參加勞動的王渝生,從掛在電線柱子上的大喇叭里聽到一個熟悉的四川口音在講話:“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我愿意當大家的后勤部長。”

  廣播的那一端,是正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喇叭下的王渝生,是“文革”中下放勞動的重慶求精中學數學老師。四川老鄉鄧小平說的上面一席話,讓王渝生眼眶濕潤。

  “春分剛剛過去,清明即將到來。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

  35年后的這個春天,記者身邊的王渝生端坐在沙發上,雙眼微閉,揮舞雙拳,一口氣背出了當年那個喇叭里最后傳來的另一位四川老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的精彩閉幕詞。

  熱流在胸中翻涌,王渝生當即撂下手中鋤頭,買了一張返回重慶的船票。“科學的春天來了,我應該去深造。”當年,我國恢復研究生招生,35歲的王渝生毅然報考。

  第一志愿,四川大學數學系;第二志愿,云南大學數學系;第三志愿,內蒙古大學數學系。王渝生精心設計好報考“戰術”:“為了考上研究生,我愿意到內蒙古兜個底兒。”怕夫人不同意,他決定“先斬后奏”,悄悄把志愿表放進了抽屜里。

  不曾料想,王渝生的志愿表最終還是被夫人看到,跟他賭氣說:“你要是真考到內蒙古,我只有跟你離婚。”

  王渝生一邊安撫妻子的情緒,一邊解釋:“我在"文革"中耽誤了10年,也都已經35歲了,還能考上比如說中國科學院數學所的研究生嗎?不可能。”

  聽他這么一說,王渝生夫人心里的氣兒消了,還鼓勵道:“你要是能考到中科院,我就跟你去北京。你可以先"跳一跳",看能摘到什么果子。”

  回頭一查,中科院研究生院招生目錄里,一個新鮮的專業進入王渝生的視線數學教育與數學史,考試科目除了高等數學,還要考哲學、古文、中國通史。平時愛好廣泛、文理兼優的王渝生如獲至寶,順利過關,如愿考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碩士畢業后,王渝生留所,師從當時自然科學史所唯一的博士生導師嚴敦杰攻讀博士學位。1987年獲理學博士學位,成為我國第一個科學史博士之時,王渝生已過不惑之年。

  闖會場的副所長

  很多年來,王渝生更喜歡用“中國科學院理學博士”這樣的身份介紹自己。的確,從他1978年走進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算起,他在那里總共度過了22個春秋,而有一半的時光都是在不停地學習深造。

  1991年,王渝生完成了在德國慕尼黑大學東方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回國后兩年,他就出任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一職,同時成為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說起這一經歷,王渝生笑言自己是“一步登天”。

  然而讓王渝生沒有想到的是,自然科學史所連同科學技術史這個專業一起,會迎來一場“性命攸關”的考驗。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學科、專業目錄調整。長久以來,被視為“退休科學家業余愛好”的物理學史、數學史、醫學史等科學技術史相關專業,分別作為二級學科零星分散在物理學、數學、醫學等門類之下。

  學科調整中,這些并不受人重視的專業面臨極為尷尬的局面。在歷史上任何版本的國家專業目錄中,并未出現過“科學技術史”的學科名稱,而曾經的“自然科學史”與“技術科學史”兩個一級學科均被建議撤銷。幾經討論,最終的官方意見是,將相關科學史專業并入科學技術哲學。

  調整方案引起了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錢臨照等老一輩科學家的關注,自然科學史所與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聯合呈文,堅持將自然科學史與技術科學史分別設置為理學類和工學類的一級學科。

  然而,科技史學界的呼聲并未得到任何答復。“畢竟,這個學科專業在當時非常不起眼。”王渝生回憶,有關領導甚至大筆一揮,將整個科學技術史專業刪除。

  隨即,在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長路甬祥的建議和委托下,王渝生邀請到盧嘉錫、周光召、吳階平、柯俊、席澤宗等對科學技術史抱有感情同時擔任要職的老科學家,聯名致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陳述將科學技術史設為一級學科之必要性。

  直至1997年6月,就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召開最后一次會議,討論確定最終的學科、專業目錄設置的前一天晚上,聯名信中的訴求依然沒有回音。科學技術史這一專業,也未進入討論目錄之列。

  “第二天上午,本人,闖會場!”那是王渝生永生難忘的一個早晨,時隔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在說這句話時仍抑制不住地激動,狠狠拍了兩下胸脯。

  那天一早,王渝生帶著材料和老科學家們的親筆簽名信趕往會場。在場外焦灼等待、醞釀許久,他終于鼓足勇氣,一把推開會場虛掩的大門。

  “我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副所長、學位委員會主任王渝生……”

  “這里正在開會,你怎么能闖進來?趕緊……”

  “我有一個重大問題要反映,這牽涉到我們科學技術史學科的生死存亡……”王渝生的話音如滾豆子一般噼里啪啦響起,而眼淚幾乎就要奪眶而出。

  “我們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五千年前,中華文明占據四分之一天下;兩千多年前,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文明衰亡下去,中華文明還在持續發展,古希臘古羅馬文明隨后崛起,我們與之平分秋色;至于一千多年前,西羅馬帝國滅亡后,中華文明則在世界上一枝獨秀……我們中華文明,除了文史哲之外,不要忘了還有數理化天地生。”

  會場上的人多多少少被這一幕震住了,瞬時間,那里變成了王渝生的演講現場。

  “對于中華科技文明,弗朗西斯·培根,甚至馬克思,都曾給予高度評價。但是,現在我們一提起科學,言必稱希臘,言必稱西歐,根本沒有把我們自己的祖先放在眼里。倒是英國有個李約瑟,寫出了一套《中國科學技術史》,要"還中國以公道"!要是我們自己不研究,那就愧對祖先了……”

  也許正是這番慷慨陳詞,最終打動了會場上的學位委員們,領導指示王渝生:“你把材料留在這兒吧,請到外面等著。”

  “那是一場戰斗。”王渝生回憶,走出會場時,他覺得整個人都要虛脫了。

  最終,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采納了科學史界的意見,將科學技術史作為獨立的一級學科進行設置,將其納入理學門類。

  科學技術史學科的發展壯大,為此后我國科技發展規劃的制定及相關科研機構的戰略定位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今已成為一門重要顯學。

  學界同行評價,對于科學技術史這門一級學科的建立,王渝生曾作出劃時代的貢獻,盡管它至今仍是一門處于邊緣的綜合性交叉學科。

  恰如其分的“四家”

  做了7年的自然科學史所副所長,王渝生的人生之旅在新千年伊始再度迎來轉折。

  2000年初春的一天,王渝生接到老領導周光召打來的電話,問他是否愿意考慮去中國科技館工作,出任館長一職。中國科技館隸屬中國科協,彼時,周光召已卸任中科院院長,擔任中國科協主席。

  “我一開始還真沒看重這個館長職務。”王渝生坦言,他當時覺得自己雖然只是中科院下屬研究所的副所長,但好歹也算“居廟堂之高”,到那個鬧哄哄的科技館去做什么?

  周光召告訴他,千萬不要小看科技館,放眼全世界,很多發達國家的著名科技館館長都是極富資歷的科學家和大人物,甚至由國家領導人兼任。

  “中國科技館有十多年的歷史了,到現在為止只有兩任館長,你知不知道首任是誰?”周光召告訴王渝生,那人正是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地質學家劉東生院士。

  周光召動之以情,更是曉之以理:“我選館長有四個條件,選來選去,目前只看到你同時滿足這些條件。”

  “哪四個條件?”

  “第一,一定要是個科學家。”

  “哎呀,我哪里能算什么科學家?”

  “你是數學史家,至少能算作科技專家。”周光召接著說:“第二,這個專家還要一專多能,得是個雜家,不僅懂數理化,還要懂社會科學,你滿足條件;第三,館長須能說會道,你還會寫,你是科普作家,自然夠格;第四,科技館的工作與研究所不同,不是關起門來搞研究,而是要面向社會面向公眾做科普工作,所以得是一個社會活動家。”

  “周主席,你這個要求太高了,我怎么算得上社會活動家?”王渝生心里還是有些打鼓。

  “你不要以為社會活動家就是國務活動家,就是國家領導人,不是這樣理解。我認為社會活動家要著眼于社會,能夠處理好上下左右各種關系。你以往的工作中,各方面事情都能拿得下來。不要客氣了,你就是"四家",專家、雜家、科普作家,也是社會活動家。”

  周光召對“四家”的解釋精到而恰如其分,選用館長的條件竟能如此周全而具體。王渝生深感敬佩,欣然應允。

  后來的事實證明,王渝生的才干在中國科技館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和展現,也的確成就了一番堪稱輝煌的事業。

  任職6年間,王渝生調動起各種科普資源,與媒體深入配合宣傳科學。隨著他頻頻出鏡,中國科技館也由此聲望日隆,甚至躋身為國內外旅行團的推薦游覽項目。

  卸任中國科技館館長之后,王渝生一如既往履行著科學普及的使命。在各種科普活動現場,他的身影依然活躍在孩子們中間。他覺得每一個孩子都是天生的科學家,對自然奇觀滿懷好奇和敬畏。

  見過王渝生的人都會說他童心未泯,親切地叫他“老頑童”。他喜歡這樣的自己,因為“童心未泯就是人心未泯,人心未泯就是人性未泯”。

  《中國科學報》(2013-03-15第5版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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